王海燕办公室墙上挂着三个小猴子挂件，“一个捂住眼睛、一个捂住耳朵、一个捂住嘴巴，意思是不看、不听、不说。我儿子送我的，说我老爱管闲事。”

王海燕学生送给她的一张照片她保留着：“美国犹他州峡谷里的两块石头，天然的，名字叫balance（平衡）。一个大石头能在小石头上保持平衡，风吹雨打都站得住。”

王海燕书房的墙上有两张图片非常醒目：一张是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图片，那是她去美国哥伦比亚访问时买的；一张是称之为“生命之树”的肾小球图片。“我是心中装着这个大球，落实于这个小球。”

从媒体报道中找寻到这三个细节，它们形象地反映出王海燕的为人处世：前两个凸显了她的独特个性；“大球”“小球”则凝练了她从医60年的心路历程：做顶天的学术；根植于人民。这是她的信念和毕生的努力与追求。

60年拼搏追求卓越 76岁高龄在国际奖台上接受敬意和掌声

2013年6月2日，在香港召开的世界肾脏病学大会（WCN）上，来自世界的6000多位肾脏病学专家共同见证了中国76岁的王海燕教授授奖仪式，同道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这位值得尊敬的荣获“双奖”——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ISN）先驱者奖和2013年度Roscoe R. Robinson奖的老人。ISN先驱者奖，奖励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肾脏病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Roscoe R. Robinson奖，奖励在肾脏病学教育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ISN主席J. Feehaly教授和ISN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W. Couser教授为王海燕颁奖。

 

J. Feehaly主席和W. Couser主席在写给王海燕的贺信中，对她及她领导的学术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您被学会推选获此奖项，是我们对您‘中国肾脏病学之母（mother of Chinese nephrology）’地位当之无愧的认同。ISN（以此奖项）褒奖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中国肾脏病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开拓与引领作用。在充满挑战的个人境遇与社会环境中，您始终是肾脏病学者的楷模。您借助发达国家肾脏病学发展的经验和资源，有效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建立了现代化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发展模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肾脏病学的水平，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国际顶尖级专家还通过视频表达了他们“一致的”对王海燕的敬意与爱戴。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名誉教授、美国肾脏病学会曾任主席R. Glassock，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BH. Scribner教授、ISN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ISN及美国肾脏病学会曾任主席W. Couser，美国哈佛大学布莱根和妇女医院肾科主任、美国肾脏病学会曾任主席J. Bonventre，意大利贝尔加莫医院肾脏病与透析科主任及移植科主任、ISN现任主席G. Remuzzi，澳大利亚肾脏病专家、KDIGO常务理事、澳大利亚肾脏病学会曾任主席G. Becker，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肾脏病科主任、ISN候任主席A. Levin，日本冈山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日本肾脏病学会曾任会长（主任委员）H. Makino，南非肾脏病专家、ISN-GO教育大使委员会主席S. Naicker，香港肾脏病学会曾任主任委员陈文岩，台湾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肾脏内科主任、台湾肾脏医学会常务理事陈鸿钧，澳门仁伯爵医院肾科主任、澳门肾脏病学会主席郭婉仪等20多位国际著名专家纷纷向王海燕表达由衷祝贺与诚挚敬意，回忆与她在一起共事的亲切感受，盛赞她为中国、为华人、为世界作出的卓越贡献，认为她荣获国际大奖是“非她莫属”“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而之前的2006年4月，王海燕还获得了美国肾脏病基金会（NKF）授予的“国际卓越成就奖章”。该奖章授予那些“在肾脏病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评审委员会对王海燕的评价：“我们荣幸地将本奖章授予王海燕教授，因为她对主流肾脏病以及不同种族和文化人群的肾脏病作出了杰出贡献。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肾脏病学的使者和导师，在她的直接指导和协作下进行了大量世界范围内的研究”。

王海燕获奖后，时任ISN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W. Couser教授说：“我认为授予您这项奖章是美国肾脏病基金会一个极为成功的决定。”美籍华裔肾脏病专家、前任国际血液透析学会主席T. Ing教授说：“您是中国的骄傲，我们深深地为您感到自豪。”NKF2006年学术委员会主席B. Becker教授说：“您的业绩和成就获此殊荣当之无愧。您对中国慢性肾脏病的工作十分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理解慢性肾脏病。”

对于王海燕获得两项国际大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卫生部部长）陈竺说：“王海燕教授荣获国际大奖，也是我国肾脏病学界乃至中国医学界的荣誉，是国家荣誉。王海燕教授无愧于‘中国肾脏病学之母’的称号！几十年来，她大医精诚的从医理念、甘为人梯的带教思想、严谨求真的治学品格，诠释了一名优秀医学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医德和学养。这无疑也成为北大医院肾脏病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更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王海燕教授在肾病学科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孜孜以求，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公认，在中国医学界和教育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追求卓越，拒绝平庸。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是学术界的一个目标，一个行动。较之国内许多“学术垃圾”，较之轮流坐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某些奖项，王海燕得到的奖，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出了什么叫卓越与平庸的区别。什么是世界性贡献与圈里人抱团取暖利益共享自己哄自己玩的“自我褒奖”亦或“礼尚往来”的“互媚”的天壤之别。

王海燕是国际知名的肾脏病学专家，她的许多头衔不是因为她是多大的官而被赠与的，它们代表了她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与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她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ISN常务理事、提高慢性肾脏病防治质量全球委员会（KDIGO）顾问委员会委员、亚洲慢性肾脏病协会（AFCKDI）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和开发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内科杂志主编及Kidney Int、Am J Kidney Dis、Nat Rev Nephrol等6个国际专业杂志编委。

王海燕不以头衔为招摇而深感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兢兢业业当一名好医生、一名好老师、一名好的科研工作者。77岁的她如孺子牛倒下前依然耕耘不停，引领团队朝更高更远目标奋斗，引领全国同行共同前行，牵头国际项目作出世界性贡献。就是基于她“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为中国人撑‘腰’”的根本。

医学为海燕插上飞翔的翅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8日，王海燕在山东青岛降生。年轻的父母以高尔基的《海燕》为女儿取名，寄托着自己投身革命风暴的志向及孩子像海燕一样成长的希望。受革命家庭的熏陶，王海燕自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抗美援朝时的医护工作。

1954年，17岁的王海燕考取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新中国百废待兴，战争年代的缺医少药决定了她学医的选择；1959年毕业分到北大医院肾内科，师从我国肾脏病事业奠基人王叔咸教授；1962年她又考上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从此开启了她一生钟爱的肾脏病学事业。“老师治学严谨，低调谦虚，对学生既严格又爱护。他教我的不光是业务，重要的是引导我结合临床病例去思考整个学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在王海燕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都有恩师的影子。

1979年，年近不惑的王海燕考取改革开放后教育部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80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深造，师从国际著名的肾小球疾病专家R. Glassock教授。当时中国的肾脏病专业与国际相差甚远，“只认识两个病：肾炎、尿毒症，再细化就说不清楚了。当时国际上推动肾脏病研究发展有两个路径，一是生理学，一是病理学。病理学可以很直接地关系到对病人的诊断，并通过基础医学来推动临床科学发展。‘如何治病’是刚刚迈出国门的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的首要问题。所以我选择了病理学”。用“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形容王海燕留学期间的学习和工作状态毫不为过。而留学期间的一件事也让她终生难忘。第一次跟美国医生一起看片子，她说：“这个病人是一种lgA肾病，是一种很常见的肾小球疾病”。旁边的一个美国医生很奇怪地说：“你还知道lgA肾病？”王海燕立刻就火了：“我怎么不知道？我是看书的！”王海燕觉得这位美国医生的话“很损害我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学术水平低，但是我们的心不是趴着的，我们的心是要强的”。王海燕身上独有的这股“霸气”，是“心不趴下”的傲骨，是用能力说话的志气。

王海燕的成长背景铸就了她家国情怀、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品格及胸怀天下、乐于奉献的责任担当。而家学传承、师从名家，不仅为王海燕打下了深厚的临床和科研功底，也培育了勤奋好学、踏实苦干、坚持不懈、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和放眼世界、开拓进取的学术追求，以及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坦荡胸襟。

顶天做学术，潜心育人才，打造一流学术团队

1983年回国后的王海燕主要从事肾小球疾病的发病与进展机理及防治研究、慢性肾脏病（CKD）流行病学研究等科学研究。她长期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建立了急性肾衰竭的阶梯式诊断模式。首次报告我国该类疾病构成谱特点，建立了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肾小球滤过率估算公式，率先在我国开展针对CKD的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肾脏炎症、纤维化的分子机理和调控途径，发现中药黄芪当归防治肾脏纤维化并阐明其机制，形成我国肾小球疾病实验研究的重要技术平台，指导我国肾脏病专业发展方向。多年来共主持部委级以上研究课题21项，先后获国家及部委级科研成果奖共20余项。完成学术论著380余篇，主编、副主编肾脏病专著7本，参加编写专著9本。多次获得国家、政府各部门颁发的个人奖励。

由王海燕牵头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历时5年，涉及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全国性横断面研究，对于全国近5万名18岁以上成年居民进行了慢性肾脏病的调查。包含了四万七千余人的分层随机取样数据库最终建立。结果很惊人，中国的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10.8%，一亿多人，而且很多人“有高血压没控制，有糖尿病不知道”。

研究成果在2012年3月期《柳叶刀》上刊出引起国际关注与高度评价。《柳叶刀》配发长篇评价：“……研究给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卫生保健监管机构敲响了警钟，制定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预防今后人群中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的增加势在必行。”

IgA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占肾活检中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40-50%，是引起中国青年人尿毒症首要的病因，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沉重的健康和经济负担。2011年，王海燕牵头的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印度、意大利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肾脏病学家、临床试验学家以及统计学家共同参与和组织了本项研究。旨在评价糖皮质激素对于IgA肾病治疗的长期疗效及其安全性。为将来的国际肾脏病学界临床实践指南提供高质量的临床依据。

王海燕不仅要求自己在科研上要做出过硬成绩，更注重培育人才，强化梯队建设。她不仅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部级肾脏病重点实验室。还打造出一支国内外公认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一流学术团队。

王海燕紧跟国际学术发展动向，调整研究方向，引领我国肾脏病学科的发展并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使本学科成为国内、外知名学科。以临床研究为基础，结合迅速发展的研究手段，带动学科发展；她狠抓人才梯队培养，有计划、放手对学科骨干培养与使用；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肾脏专业博士；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送青年骨干到国际第一流的肾脏病学科或国际知名专家所在科室进行专业培训；破格使用临床—科研二栖型人才，培养了我国大批的肾脏病专业骨干，成为中国肾脏病发展的航空母舰，被业内同仁誉为中国肾脏病专业的“黄埔军校”。

自1984以来，王海燕培养硕士研究生7名，博士研究生46名、博士后2名。其中2人获国务院“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年和2008年）。1人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人为教育部跨世纪或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近30年来，在她的带领下，北大医院肾内科从崛起走向辉煌。王海燕打造的北大医院肾内科已经成为国际及国内公认的肾脏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中心和培养本专业优秀双能型学术骨干的专业基地。先后于2002年和2007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及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2010年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计划。近年来本学科共获得部委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近5年来获得国家和部委级基金40余项。

这些过于数字化且罗列不全的“第一”和“首次”难以表现王海燕的学术精神，但依然可以见出她在中国肾脏病界“拓荒牛”和“领头雁”的地位与影响。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王海燕欣赏郑板桥的这首《新竹》，这也是她教书育人、重视人才培养的真实写照。

北大医院肾内科成绩卓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之路凝聚了王海燕一生的心血。王海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已成为团队的宝贵财富。

80年代国家经济落后，科研条件十分有限。北大医院肾内科李晓玫教授（王海燕培养的我国第一位临床博士生）记忆深刻：1982年毕业分到肾内科，那时候实验室的瓶子多靠大家到各个科去搜集人家用剩下的拿回来刷净然后做实验。301医院陈香美院士的记忆：“1987年10月第一次到北大医院，看到王海燕他们的实验室，是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甚至一些普通试剂都没有。”

王海燕牵头历时5年的“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2008年起步时没有队伍和经费，王海燕想方设法从卫生部筹到5万元经费，带领3名研究生先期干起来。在干中凝聚队伍，全国13省市多家医院加盟；在干中获取成果，课题纳入国家“十一五”工程支撑项目。

药物试验的国际惯例，多是由财力雄厚的厂商启动的，资本驱动学术，学术成果带来更多资本。真正由临床科学家启动的很少，而由中国科学家启动全球范围内研究则更罕见。王海燕就是这“罕见”的人。

针对IgA肾病她牵头的一项全球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同样遇到经费问题。“外国的专家就说我：你可胆子够大的啊，钱没到位就敢启动。我回答：一边做一边筹钱吧。美国做研究就要求很高，要钱。我实在没有钱给他们。哈哈！”不畏难的王海燕凭借她的医学理想、从医信念和人格魅力，感召着国内外同行加盟其中，他们愿意跟着她干。因为大家知道“王海燕牵头的课题，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另外它肯定是在特别严谨、踏实的态度下完成的课题”。

王海燕的“严厉”在北大医院是出名的。严师出高徒。被王老师“严厉”过的同事或学生，也因此终生受益将这种“严厉”变成一种难得的锤炼和享受。王梅（原北大医院肾内科副主任，现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北大医院肾内科赵明辉主任、张宏副主任、陈旻教授、杨莉副所长和张路霞副教授等很多人体会深刻。

王海燕不避讳谈几年前科室在推进肾脏病一体化门诊（让患者在一个区域内就能完成多科室的就诊）过程中，因进展迟缓而跟自己学生拍桌子的事。她说：“我很生气，问他们到底干不干？尽管那时候我已不是科主任，但我可以提建议。”王海燕认为，改变过去的医疗模式、推行新的理念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对老百姓是有益的事，我们应该努力做好。

王海燕在人才培养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老师‘严’，学生才会出息，团队才能‘出活儿’。我选学生不完全看分数，主要看他的思维能力、对事物的分析能力。我首先会排除那些高分低能、思维不活跃、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学生。现在的孩子都是高智商，电脑啊、英语啊等这些都是优势，然而受大环境影响，一些孩子容易急功近利，过分在乎名利。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好的‘小气候’就很重要，我希望通过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帮助这些孩子更多地替别人着想，去想为社会多作贡献。”

王海燕为年轻人的成长尽心尽力。她把一些国内外邀请的学术会议和讲学机会更多提供给年轻人。陈旻说：“记不清多少次，王老师在收到国际、国内讲座邀请的时候，婉拒而强力推荐自己的学生，为的是让我们有更广阔的舞台学习和展现自我。”

王海燕推荐了大量年轻人到国际一流的中心深造，亲自为他们联系导师，尽可能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方便。她还会根据每个人的意愿，帮助他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谋求发展的机会。

“我就是出主意，选苗子，支持他们干。”王海燕的豁达为年轻人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

为数不多的媒体采访，王海燕也从不把自己的那些荣誉挂在嘴边。“赵明辉被世界血管炎及ANCA大会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宏被国际IgA肾病协作组（IAIGANN）聘为常务理事和秘书长”“陈旻，我们的70后年轻人，被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评为中国第一位优秀青年科学家”……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进步，她如数家珍，津津乐道。

临床博士、副主任医师张路霞特殊的“成长”经历体现了王海燕育人的理念和看人用人的独到。2002年慢性肾脏病概念的诞生催生了国际范围内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层出不穷的涌现，但是国内在该领域却是个空白。“数学思维好，有组织能力，头脑灵活”，这是王海燕对于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张路霞的评价。这些特点，让王海燕认定张路霞有潜质能够成为跨越肾脏内科与流行病学的人才，有能力在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作出贡献。王海燕放手让张路霞负责组织了中国首个一般人群中慢性肾脏病的调查；在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后，又支持她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进行正规的流行病学培训；学成回国后又支持她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经过10年的时间，张路霞已经成长为成熟的肾脏流行病学专家，领导相关团队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对王海燕的育人作了这样的解读：王老师虽然是翱翔在海面的一只“海燕”，但是她对她的团队有的时候像一个鸡妈妈，时时呵护所有的小鸡，有的时候又像一个鹰妈妈锤炼着所有的小鹰，在适当的时候就把他们“推下悬崖”，会飞的因此得以高飞。所以打造出了一支北大医院肾内科创新团队。

王海燕认为，不要把年轻人都绑在你一个人的战车上，这样的话可能只会昙花一现，过不了夜。学科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家去努力。大家都去想，想出来，做出来，飞起来，这样人才就成长起来了，队伍就建设起来了。应该走出“众星捧月式”的误区，不要围着一个人转，要“推陈出新”，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不仅身体力行，这些年，王海燕在不同场合呼吁为年轻学者争取更加宽松、严谨、公平的学术竞争环境。她说，从现在的认可到引领，这个台阶是很艰巨的。我真的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现在的环境对他们并不是很有利，我觉得需要一个公平的、透明的学术竞争机制，需要能够让真正正正派派沉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得到重用和发挥。王海燕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梯队建设，才有学科，才有事业，才有未来。

根植于人民，心怀大爱

顶天做学术，立地为人民。以祖国的需要、病人的需要为科研的目的。有些人大谈“为国家为人民”实则竭尽利己之能事，而“为人服务”则融入王海燕的人生，她认为“被他人需要是最大的幸福”。

1959年，21岁的王海燕进入北大医院成为一名医生。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医疗水平低，面对疑难病人束手无措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年轻人的离去仍是她的痛：“那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病，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有效的药物，你只能就这么看着他，没有任何办法，病人半夜里就去世了。这种无奈和失望让我很难受，简直就要窒息。病人的老父亲是一个农民，特别淳朴，跪在我面前说，大夫你别难受，你治得了病，救不了命，你已经尽力了。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对肾脏病的认识就是肾炎和尿毒症，再细化就说不清楚了。王海燕带领团队对其进行了细化，十年间，仅肾炎这一项就报告了八种疾病，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并在国内率先诊治了一些引起急性肾衰竭的常见疾病，如：药物引起的急性间质性肾炎，恶性高血压肾损伤和原发性小血管炎等急剧进展性肾小球肾炎。及早的诊断和治疗防止了这些病人向尿毒症的发展。这些科学研究及诊疗手段，使更多患者受益。

近年来，我国逐步实现对尿毒症病人的大病保障。王海燕为病人高兴，同时也为国家巨大的财政支出担忧。多次在各种学术活动上强调，肾科医生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节约开支；要促进透析病人的规范管理，保障贫困地区患者的透析质量。

把疾病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前移，移到早期、移到高危人群。对患者要早期发现，早期管理，让他们不得病、少得病、或延缓疾病进展，是医学界的共识。

王海燕牵头的“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摸清了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高危人群、危害性，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慢性肾脏病防治的战略方案。调查结束后，王海燕向卫生部建议：将高血压、糖尿病和肾脏病的基层防治整合起来，“下一盘棋”；医疗资源和医疗力量下移，充实基层，最终实现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的“双向转诊”。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生，都是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应该义不容辞地为国家、人民服务。”这是王海燕的信条。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震惊世界。伤亡牵动着年逾70高龄的王海燕的心。“我的学识使我本能地意识到急性肾衰竭的防治重要性。”她即刻给四川省肾病学会主席和华西医院肾科主任发出手机短信：“王莉、付平主任，请利用你们的联系网络通知四川各肾科医师：对于严重挤压伤者不论有无急性肾损伤一律给予水化、碱化；对挤压在下面未解救出来者，只要有肢体暴露在外就要立即输液防急性肾损伤。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需要什么尽管联系。”

四川省医学会肾病分会主任委员王莉说：在汶川地震发生前线的医生还没有想到挤压综合征的时候，王海燕老师最先想到这个问题给我发了这条短信。我们转发了，很多医生反馈说如果没有这个短信当时就不能对病人做出正确的处理。王老师是有大爱的，想的是病人，想的是中国的老百姓，让我们非常感动。

王海燕的这条短信在第一时刻指导了当地急性肾损伤的早期预防措施，为救助伤者赢得了主动权。

震后十天，灾区急性肾损伤的救援形势不明，卫生部亟需了解如何投入救治力量。25日晚，一直主动请缨的王海燕由卫生部指定担任专家组组长，连夜飞往成都，赶赴救灾现场。这支跨学科的专家组主要任务是评估和指导这一阶段四川灾区的医疗救治工作。王海燕一行人抵达成都后，马上听取当地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对伤员救治情况的汇报，同时奔走于灾区6个城市的16所医院，巡视患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短短一周里，王海燕和专家组成员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辗转多处，共走访了2900余名分散在各处的重伤员。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他们从中甄别出100多名危重患者，并安排及时转诊，确保对重伤员实行更有效的救治。

汶川地震中王海燕既是专家又是冲锋陷阵的“老龄战士”。提起当时的情景，时任卫生部部长、现人大副委员长陈竺说：“王老师的激情在国家、人民遇到重大挑战时候的表现让我们深受感动。我永远不能忘记，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她的倡导下，全国一批肾脏病学者教授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于抗震救灾一线，以争分夺秒的紧急抢救和精准细致的专业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员死亡和残疾。王老师和其他专家一起走遍了灾区所有的医院，认真诊察了每一位重症患者，及时抓住了多器官功能衰竭和重症感染这个当时主要的矛盾，并且提出了将伤员集中于一些中心，集中医疗资源，集中专家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这个‘四集中’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学救援时候的一个基本原则。”

 

王海燕的大爱不设区域。在2013年6月23日“北大医院肾脏病专业建立60周年暨王海燕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她说：“北大医院肾内科不会‘圈地’，发展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全国各个地方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中国的肾脏病界的发展很不平衡，这个不平衡给病人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有责任更好地为全国各地的发展作贡献。怎么做，如何做法，什么形式，什么措施，大家也帮我们想想办法，没有别的意图和目的，就是想把事情做好。”

澳门仁伯爵医院肾科主任、澳门肾脏病学会主席郭婉仪说她第一次认识王教授是在波士顿，当时很冒昧地跟王教授说澳门现在非常缺肾科医生，需要给予支持。王教授爽快答应。“于是，每两年派1位专家，已有3位专家来澳门协助我们肾科工作，而且王教授还每年一次来澳门给我们教学，看我们的进展。”

蒙古健康科学大学肾脏科主任、ISN-GO东亚分会委员A. Togtokh说：“我和王教授相识于2006年，当年她作为ISN代表首次到蒙古国进行继续医学教育。王教授心怀远大理想，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的肾脏病事业，她不仅开创了现代的中国肾脏病学，也引领着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肾脏病医生。衷心感谢王教授对我们蒙古国肾脏病事业的支持与帮助……”

由中国医师协会、《医师报》发起、为时近一年的“寻找大医精神代表”2013年9月揭晓，从高水平的三甲医院到贫瘠落后的乡镇卫生所，60名德才兼备的“大医精神”代表作为全国270万执业医师代表获此殊荣，王海燕是其中一位。

王海燕是一个在困难面前不服输的人，即使是疾病都不能阻挡她前行的脚步。1997年，接受乳癌手术、化疗后的她在重返工作岗位时，特意选择在落日余晖下拍一张照片，并自我激励说：“迸发出全部能量，创造最后的辉煌。”王海燕的达观心态让年轻人羡慕。

在这个寻梦追梦的时代，王海燕说自己不善做梦，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接受央视“中国梦，我的梦”采访时她说：“如果问我的‘中国梦’，那就是全国同道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工作，再用二、三十年中国肾脏病学界能够迈上一个更高的引领作用的台阶”。

他们眼里的王海燕

曾任ISN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W. Couser教授依然清晰地保留着30年前的记忆，他的这段回忆从国际顶级专家的视角告诉我们，在他们眼里或心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取得成功，才值得敬佩：

“王教授是我遇见的第一位中国肾脏病学家。大概在1980年，她来到我在波士顿的实验室。当时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

大概下午1点左右，她来到我办公室，说想过来看看我们在做些什么工作。她说，我想学习如何给小鼠进行肾脏移植。我说，学习这个通常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你有多少时间？她说，我只有今天。我说，我觉得你不可能做到。她说，不，我能做到，只要你让我看看如何去做。于是，我们把她带到当时正在进行小鼠肾脏移植的人那里，然后我就没有再去看她。接下来，我一直在医院里工作到很晚。大约晚上九点左右，当时天很黑，有人敲门，王海燕带着一个盒子，盒子里是她移植了的五只小鼠。她说，我用了3、4个小时去学，这是我做小鼠移植时所完成的。我想，如果中国肾脏病学按这样的劲头去发展，那么不用几年，就能成为世界的前沿。因为她是我所见到的最有决心、最专心致志的人。

我认识她有30多年了。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比她的时代领先十年，她一直在推动事物的前进，她不停地把眼光投向世界，看看世界上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从她的机构向各地输送人才去学习所有最新的科学技术，并把它们带回中国，在北京创建了可以与西方国家任何研究机构匹敌的自己的肾脏学科。从第一天认识她起我就知道，这位女士会不断前行并做出伟大的成就。认识这位非常专注、非常有决心、当时还非常年轻的肾脏病学家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她令人非常印象深刻。

对这次获奖，我想说，海燕，祝贺你！你获得了我认为你应得的许多奖项。因为你的教育成就获得了国际肾脏病学会Robinson奖。因为你这些年对肾脏病学的贡献获得了先驱者奖，这是你所在地区获得的第一个先驱者奖。我认为，如果要给世界上哪个区域的任何人颁发任何奖项，你都当仁不让。在过去30年里，你对中国肾脏病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中国肾脏病学目前的地位，正如在这次大会上展示的那样，是非常值得你引以为自豪的。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怀着自豪和钦佩见证这一切。我祝贺你，所有这些对你成就的认可都是你应得的！”

中华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南京军区总院刘志红院士：王海燕教授作为一代杰出的临床医学科学家，打造了一支学风严谨、特色鲜明、成绩卓越的优秀团队，并以她自己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大师情怀，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影响了一代的肾脏病学子。王海燕对推动中国肾脏病走向国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北京301医院陈香美院士：和王海燕教授结识的这近30年，感觉她既像老大姐又像非常严厉的老师。王海燕教授身上体现的爱国精神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她为捍卫中国肾脏病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中国应该得到的荣誉做了很多的努力。王海燕教授的人格魅力、严谨的学风和渊博的学识永远是我们这代人学习的榜样。

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梅（原北大医院肾内科副主任）：王海燕教授对我来讲有知遇之恩。我回国是她精神的感召。回国后，有幸在她言传身教下参加了科室的管理工作。我深刻感受到两点：一是王海燕教授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如果你做得对就可以跟她争论，她都会接受，从来不给你穿小鞋。二是对我们的要求一丝不苟，同时很讲人情。我那时候工作忙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开始发胖，她就给我腰带，让我回家锻炼；她从巴西回来，看我挺疲劳的就送我一些蜂胶。我父亲病重的时候，她要求我必须回家去看爸爸，让我多陪他一些时间。她对人就是这样，尽管你觉得很辛苦，但是很愿意跟着她干。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林善锬教授：王海燕教授责任感强烈，坚持“把中国的肾脏病事业搞上去”的使命感驱使她始终如一地勤奋；严谨、科学、踏实的作风和坚定的信念是她作出巨大贡献的原因。“走正道”的王海燕教授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四川省医学会肾病分会主任委员王莉：王老师就是一个大师级的大医，她站得高，看得远，胸怀整个中国的肾脏病事业，特别关心边远地区的肾脏病事业的发展，比如帮助我们四川学科上的发展。

北大医院肾内科主任赵明辉教授：近30年来，在王海燕教授的带领下，北大医院肾脏内科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了水平一流、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建设了有效的临床资源库，奠定了开展转化医学研究的基础；影响、推动、引领了全国肾脏病学的发展。王海燕教授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学术民主、严谨求实、尊老扶幼、甘于奉献、放眼世界、勇攀高峰、艰苦奋斗、居安思危。

北大医院肾内科李晓玫教授：王大夫一直非常重视和国际同行、国内同行的竞争和互相协作。这种竞争是建立在学术思想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功利上的。王大夫不断地告诉我们：不管医院大小，人家有什么地方做得比我们好，治疗上有什么独到的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王大夫一直倡导平等的学术气氛。

北大医院肾内科杨莉副教授：北大医院肾内科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王老师对我们的关爱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我感觉我们都是小鸡仔，王老师用她的翅膀呵护我们，让我们慢慢成长，让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她让我们真诚待人，厚道做事。

沟沟坎坎绊不倒“心不趴下”的人

王海燕人生中有不少挫折，有不少沟坎，与她的科研工作不同，其中的一些挫折与沟坎不是凭个人一己之力就能“挑战成功”（体制层面）。王海燕可以赢得国际大奖，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插在国际奖台上，可以赢得来自全世界6000多位肾脏病学专家热烈的掌声、喝彩声，但是60年献身于医学事业的王海燕在事业上的强势依然不能替代她在某些方面的“短板”和“弱势”。她可以牵头全国几十家医院共同攻关，可以为科学、为患者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言放弃。但是她做不到为个人问题左右“公关”。当今社会亟需正风正气，因为那些拿不到阳光下晾晒、拿不到桌面上“较真”的事却偏偏能够“成事”“成气候”。王海燕总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与参照，她是一杆旗帜，也是一面镜子，折射或反射出的问题已不再属于个体层面。也恰恰是王海燕身上的这个“短板”与“弱势”，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科学大家的风骨。所以我们总爱说“王老师是不是院士的院士”！其实这是一句很拧巴、很自相矛盾、很说不清道不明、而本该无需矛盾且该说得清道得明的话。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问自己这是否自欺欺人？在我们心中王老师就是医学大家。

所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医学部主任韩启德对王海燕作出这样的评价：“王海燕教授在肾病学科的研究、教学、医疗方面孜孜以求，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了国际国内大家的公认，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的科研人员、教师、医师，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模范。王海燕教授的成绩不是漂出来的，不是跑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是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

所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对王海燕作出这样的评价：“王海燕教授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她所热爱的医学研究、医疗服务及科研团队建设上，用在其所追求的事业上，不慕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眼界、境界、胸怀、作风，其人格操守、事业追求，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崇敬。全校师生员工应以王海燕教授为榜样，潜心事业，淡泊名利，勇攀高峰，攻坚克难。”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游苏宁（原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与“无冕之王”的王海燕交往多年：“王海燕教授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作为她学术发展的方向，以她的学术专长报效祖国母亲。这迟到的荣誉（获国际大奖）王老师确实是受之无愧、实至名归。王海燕教授的霸气构成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她的特立独行、不为世风所左右，尤其值得今日的学术界称道。”

面对人生的沟坎，挫折，王海燕怎么消解负面因素带来的影响？

王海燕说：“王叔咸老师和他那一辈真正的先驱者们不仅为我们打下了中国肾脏病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树立了中国知识分子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楷模。每当我消极、动摇之时，王叔咸老师在文革中、挨斗时，竟然只身前往故去的病人家动员尸检，追求科学、追求真知、追求医疗水平提高的形象一次次地鞭策我、激励我，必须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言放弃，为病人、为科学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她还说：“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不在于发几篇文章、得多少奖励、爬多高位置，而在于追求真理，享受这个奋斗的过程。”

在飞往尼泊尔的飞机上，俯瞰喜马拉雅山，她有这样的慨叹：念天地之悠悠，人是渺小的，又何必斤斤计较。

这就是王海燕，把沟坎甩在身后，努力前行，做“顶天立地”的事，这才是一个国家和人民真正需要的。

2014年12月11日凌晨3时52分，海燕停止了飞翔。2014年12月17日上午，前日的狂风骤停。尽管只有7点多钟，严寒中，送别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街上。王海燕老师喜欢的肖邦钢琴曲在告别厅环绕。“生于华沙，灵魂属于波兰，才华属于世界”的肖邦留给波兰的心脏和每一部音乐作品都表达着他对祖国的热爱。爱祖国、爱人民，王海燕老师有着一样的情愫。她安详地睡在鲜花丛中。她有理由睡得安详，她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胸前的党旗。她是一个好医生，好老师，好科研工作者。

77岁的王海燕老师走了，精神留给了我们……（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医报》主编）

记者手记：

什么人被人记忆，一定是亲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温暖社会的人，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或今人或故人。

昨天的王海燕老师还工作在岗位上，凌晨就走了；去年王海燕老师还希望与同道一起再努力二三十年使中国的肾脏病学迈上一台阶，今天就带着这个未圆的梦走了。

“王海燕，中国肾脏病学界的领头雁”这个标题及“几十年来她以大医精诚的从医理念、甘为人梯的带教思想、严谨求真的治学品格，诠释了一名优秀医学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医德和学养。这无疑也成为北大医院肾脏病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更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陈竺语）。”这段文字，止于2013年6月23日18时33分我的电脑记录。当日有幸受邀参加了在北医跃进厅举行的“北大医院肾脏病专业建立60周年暨王海燕学术思想研讨会”，让自己受益匪浅，从众人的评价中更多地了解了王老师的人品、学品及国际影响，领略到真正的大家风范……本计划采写一篇人物通讯，后因母亲病重及自身状态不佳，文章“搁浅”了……

得知王海燕教授去世的消息，心里沉甸甸的我脱口而出“家国的损失！”然后我才说是北大医院和北大的损失。当然也是世界的损失。我知道地球离开谁都转，我也知道有的人的离开地球转不转是地球的事而我们的心失重了。在我心里王老师走了就是一代大师走了（我们称得上大师、大家的屈指可数）！所幸的是，王老师一手创建的北大医院肾内科这杆大旗还会一直飘扬下去。看到北大医院网上冰冷的讣告，静默良久……突破自己除亲人之外不去为他人送别的心理羁绊（目睹生命的消失总让自己情绪好一阵低落而不易理性看待），成为来自全国各地上千人中的一员，站在严寒中一起默默等候为心中敬爱的王老师送行。当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又献上深深的一躬，向我心中的王老师献上一份敬爱，表达一份歉疚。

因肾小球肾炎研究成果和王老师相识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后一次暂短交谈是在2011年暑假前去北大医院肾内科采访赵明辉教授领衔的创新群体。在王老师狭小的办公室她对我说：“冬红你们做得对，就是要多宣传宣传年轻人。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很出色。”我想借机约王老师就学术道德问题给我们写点文章，王老师望着我停顿了片刻，说：“还是不写了吧，这些话我说得太多了。”我能理解王老师的“拒绝”。从1997年就撰文“讲究科学道德，抵制和纠正学术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到2006年“谈黄禹锡事件带给中国医学科学界的警示”；到2008年再谈“学术诚信”问题……王老师在媒体不断“发声”就是呼吁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坚守底线和操守，希望科学领域真正成为一片净土。

我们谈“文化”谈“传承”的时候，思想在哪儿？精神在哪儿？我们有思想有精神的大师、大家在哪儿？感谢北大医院组织的这个极有价值的王海燕学术思想研讨会，更感谢肾内科的坚持和说服终于让王老师不再拒绝。一个没有信仰、逐权趋利的社会产生政治骗子、学术骗子和社会骗子不足为奇，却是可怕的。这个研讨会不是王老师个人的，它传递出一种精神，一种品质，一种社会正能量。藉此告诉人们社会上还有一类人，还有一种人生，他们没有这样那样的“桂冠”，没有这样那样级别的官位，他们依然可以赢得世界的赞誉和掌声，且更加纯粹；他们活出的精彩人生，且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王海燕，中国肾脏病学界的领头雁。续写王老师，不是作为个人的心理安慰，而是想通过片段的文字，让我们了解什么才是大写的人，什么才是“顶天立地”的事业追求，什么才是大家风范的人格魅力！

此文交由肾内科赵明辉主任、陈旻教授帮助审阅，其中他们修改了“手记”中的一句话：原文中我说“在我心里王老师走了就是一杆大旗倒了”。他们改为“在我心里王老师走了就是一代大师走了，王老师一手创建的北大医院肾内科这杆大旗还会一直飘扬下去”。我为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从中我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与传承。感谢王老师打造了肾内科这样一支有责任、敢担当的团队。

编辑：歆琴